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谈江青（八）
编者按：阎长贵，于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成为江青的首位专职秘书。不幸的是，他在1968年1月被江青错误地指控为“坐探”，随后被投入监狱。直至1975年5月，他才被宣布获释。此后，从1975年5月至1980年2月，阎长贵在湖南西洞庭农场从事劳动与工作。1979年9月，他终于得到了平反。随后，在1980年3月，阎长贵重返《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一职。以下内容为郑仲兵与李宇锋的研究成果。2004年采访阎长贵采访，略删减。
郑：深厚的亲情显而易见，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怀可见一斑。那么，江青对待她的娘家人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阎：似乎江青及其娘家人之间鲜有交往，至于原因，我并不明了。
1967年寒冬，江青的嫂子抵达北京，致信江青，希望能与其见面。这位嫂子是江青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的妻子，居住在济南。我手持信件向江青汇报，不料她情绪不佳，断然拒绝：“我不愿见她！”我询问对策，江青坚决回应：“这由不得我管！”面对这一困境，我感到无计可施。无奈之下，我只能向上级汇报，即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详细报告此事后，汪东兴轻松一笑：“她嫂子无需江青亲自相见，也无需她操心；她来不过是想索要一些粮票和钱财，我来处理即可。此事无需告知江青。”事情便如此顺利解决。遵照汪东兴的指示，我未向江青汇报——而江青事后也未提及此事。至于江青为何对她嫂子如此冷淡，我至今未能理解。
郑：江青并不看重外戚，这与武则天的做法有着显著的区别。呵呵！
李：阎老师，您在文革期间不幸被江青软禁长达七八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在那些与江青共事的工作人员中，您的遭遇尤为严重。我们对此深感同情。虽然我们阅读过一些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文章，但具体情况仍期待您亲口讲述。
阎：我实在未曾料想到，江青竟会将我囚禁。这一切的导火索，竟是一封来自群众的来信。
“江青同志：此信提及您的名字。”意在询问信中所言是否与江青同志有所关联。这完全是我一时疏忽所造成的误解。实际上，写信人与信件内容与江青同志毫无关联。然而，我未曾料想，正是这一误解，竟引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寄信人与您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江青怒斥道：“你真是愚昧！无知便会犯错，甚至犯罪！你难道不知我自延安以来未曾离开，只是研读郭沫若的《洪波曲》？”在江青的严厉指责之后，我确实借阅了郭沫若的《洪波曲》。书中描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人士部分前往武汉、重庆，部分奔赴延安。然而，书中并未提及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语气严厉地指责，我因内心坦荡，并未对此事过分在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依旧勤勉工作。然而，江青对我的态度却有了转变。在那周，她既不按铃唤我，也不让我递送文件。恰逢当时与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处理丧事。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归来，次日一早江青起床后，我带着杨去见她。杨自1967年国庆节后调入，尚未单独直接与江青会面。我向江青汇报：“杨银禄同志已返岗。”江青不耐烦地大声回应：“他回来了，你来有何事？！你立刻将文件整理好交给杨银禄。”我带着一丝不快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正是在这一日，我向杨银禄转交了江青的全部文件。夜幕降临，大约八九点钟光景，陈伯达与汪东兴与我进行了交谈。陈伯达提议道：“鉴于你专长文字工作，不妨重返办事组。”而汪东兴则温和地回应：“不必急于一时。我们需走完必要的程序，这是工作人员离任首长身边的常规。”他指示我整理个人物品，并亲自送我至钓鱼台警卫连连部。途中，汪东兴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一切安好，我已审阅过你的档案，是你我共同挑选的。”我亦处之泰然，坚信自己并无历史或现行的污点，对此例行程序毫无惧色。抵达警卫连连部楼上的一间房内，汪东兴便离开了——从此，我再未与他相见；文革之后，汪东兴向我透露，江青自此不再让他过问我的事情。此刻，我发现两名警卫战士正严密看守着我。一个在他人眼中能“通天”的江青秘书，竟在一夜之间沦为警卫战士看管的“政治要犯”，如此天差地别的变化，让我难以置信！这一天，对我来说，终身难忘。回想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也是1月9日，细细算来，与江青共度的时光不多不少，恰好一年——365天！或许，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亦或是冥冥中的注定吧！
尽管我被安置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中，却未曾意识到自己需要“反省”。于是，我专心致志地研读《毛选》及历史著作，心想即便不担任秘书职务，我也可以回归我的历史研究之路。毕竟，担任秘书并非我的初衷。
李：您总怀有全身而退的念头，这或许正是江青将您视为“书生”的原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心脏地带”，岂是轻易可入的官府之门？
“你就是王、关、戚在首长身边安插的钉子。”听到这句话，我简直愣住了！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王力、关锋、戚本禹都会变成“坏人”？我又怎么成了他们在江青身边安插的“钉子”？这难道不是把我当作了“特务”吗？心想，江青还有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与我们一同“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个打倒，这不就是自毁“臂膀”吗？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稍作冷静之后，我转而想到，“胳膊岂能硬拗过大腿”。尽管在江青身边辛勤工作了一年，我虽竭尽所能，但仍难以做到事事皆得她心满意足，每当需要接受检查，便坦然接受。于是，我绞尽脑汁、竭力思考，开始着手进行检查。
大约又过了十天左右，一个夜晚（可能是在1月23日），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共同找我进行谈话。伊始，姚文元便对我说：“你看，今天来了哪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指的是陈伯达，当时位列党内第四高位；“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这是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指的是杨成武；而他自己并未提及。姚文元这样说的目的，意在向我展示，面临如此阵容，接下来将要对我采取何种措施。面对这一局面，我顿觉压力如山，如雷贯耳——我只是一个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何事，竟惊动了党、政、军三方的关键人物？一时间，我头脑涨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作和颜悦色，对我讲：“江青同志对你很好啊，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如实陈述。”我并未听得太清楚，模糊地感觉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于是连忙点头回应：“是啊，有什么就说什么。”随后，陈伯达又让我遵照他的指示，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那时，我的妻子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不久，暂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宿舍。在这四位“大人物”与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要更换住处——这一变动让我直接被送入了秦城监狱。
1968年1月24日的深夜，我身处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的押送之下，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钓鱼台——这片镌刻着我独特记忆的土地，迎着刺骨的寒风，驶向了通往北京北郊的蜿蜒公路。在那里，坐落着一座阴森可怖的监狱——秦城！从那时起，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亦是最能成就辉煌的八年岁月。
郑：请您继续讲述秦城监狱的经历。
阎：自踏入秦城之地，我身着黑色囚服，被赋予代号“6820”。或许，我是1968年入狱的第20位“犯人”，沦为秦城监狱里单独囚禁的“要犯”。真正让我难以承受的，并非持续的审讯，而是那无尽的孤独。自从我被投入秦城，便无人问津。我整日被困在牢房之中，无所事事，因为连一份报纸都无法触及，即便是林彪所赠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亦被没收。每日里，我只能低声自语，或是反复数着床头暖气罩上的“孔”，以此来消磨这漫长的岁月——不，更确切地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仿佛漫长如年。
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我这个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
面对这漫长的寂寥时光，我倍感无奈。除了数着暖气罩上的孔洞，我便反复吟咏那些往昔所熟知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我也开始尝试自己创作诗词。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9年九大召开之后才稍有缓解。那一年，监狱开始允许我阅读一份《人民日报》和一本《红旗》杂志，并归还了我入狱时被没收的《毛选》。这样一来，我得以拥有报纸和杂志阅读，书籍也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除了每日细读一份报纸，便是反复研读《毛选》。数年过去，这部著作我已从头至尾阅读了三十余遍，其中《论持久战》等文章甚至超过了百遍。出狱之初，只要《毛选》中有毛泽东超过两百字的语录，我大约只需十五分钟便能找到——如今年岁已高，这项能力似乎大不如前。
郑：在文革期间，我也曾身陷囹圄。狱中，我仅能阅读一本《毛泽东选集》，却反复研读多达六七遍，甚至熟记《实践论》与《矛盾论》。我们的监狱，实则是一座双重的牢笼，既囚禁肉体，亦束缚思想。它将原本正常的人转变为痴愚，其残酷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李：在里面多久了？
阎：七年的囚禁，审讯寥寥无几。我曾戏言，“连提审都是种难得的慰藉”，这话只有未曾身陷“单人牢房”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在狱中的每项活动，都如同突如其来的袭击，毫无预兆，即便是释放，亦是如此。回溯至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突然踏入监狱，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释放你，将你派往湖南某农场劳作，等待最终结论。”这一决定被重复了两遍。我未曾料想到，出狱的那天终于来临；对此，我犹如盼星星盼月亮般迫切。尽管专案组要求我即刻离开北京，前往一个陌生的湖南农场接受改造，且前路依旧充满艰辛，但我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振奋与激动。因为我重获自由，得以走出囚笼，沐浴阳光，仰望苍穹。
李：被囚禁在单身牢笼中，这是一种沉重的惩罚。您在狱中度过了七八年，居然没有患上精神病，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出狱之后，您觉得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阎：历经七年多的幽禁，当我终于走出监狱，方知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若我在北京有所居所，出狱后本可暂居一周。然而，我的家仍远在山东。当我提出需取回当年存放在《红旗》杂志宿舍的衣物与书籍时，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告知：“那些东西都已由您的儿子取走，他如今已是中学生。”听闻儿子已步入中学生行列，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情感。我对儿子的记忆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郑：我想再提出一个疑问，江青曾称您为“坐探”，她具体是基于哪些“依据”作出这样的指控的？
‘为什么一定要对你有利呢？’”……这些就是江青诬称我为“坐探”的言辞，完全是捏造事实，陷害他人，恶意中伤！如今人们看到这些话可能会觉得好笑，但江青当时在大庭广众之下，却毫无顾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真的是因此，没有其他原因——我被监禁了八年。你说这荒谬不荒谬！
郑：何为信口雌黄？这不就是典型的信口雌黄！所谓王、关、戚的争议，实质上是江青个人问题的延伸。江青不仅企图逃避罪责，更是自诩为受害者，编织谎言，捏造事实，甚至不惜施展诡计和阴谋，对王、关、戚，她意图施行灭口；对您，她则设陷阱陷害，意图加害无辜。这正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恶行！您耳闻目睹了将江青妖魔化的种种言论，却仍为她辩护，这体现了君子的仁心；而您倾尽全力为她服务，她却恩将仇报，意图将您置于死地，这不仅仅是小人之心，更是歹人之心！
李：世人常对某些政治人物赞誉有加，称颂其政治魄力、智慧、手段，以及所谓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然而，这些成就往往是以无辜者、小人物的生死安危为代价所换来的，皆可称之为“勾当”。令人唏嘘的是，在这群赞美者中，不乏那些自身也处于可能被牺牲的无辜者、小人物。
阎：同意你们的看法。
阎：仲兵、宇锋同志，在此，我需简要澄清一件事实，即关于江青车队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即便我不提及，也未必有人会对此进行讨论。
郑、李：好！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江青的确手段残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无情地摧残与迫害了大量无辜之人，众多受害者因此遭受了身体上的残废乃至生命的终结。然而，胡乔木将此事作为江青残忍性的例证和论据，实则并不符合事实真相。
1974年8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莅临我国进行访问之际，江青女士陪同她一同前往了天津市的小靳庄。针对“撞死人”的说法，我近期对江青女士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及护士赵柳恩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询问。他们均表示，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李子元表示：“江青曾陪同马科斯夫人访问小靳庄，当时伴随的是一支庞大的车队，不仅有众多车辆从北京出发，天津亦然。至于‘撞死人’的传闻，我驾驶的江青座车以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可以明确，此事与我无关。至于其他车辆，尤其是地方车辆，是否发生了撞人事件，我已无法确切回忆。”
该处同志表示，是前方行驶的天津车辆造成了人员伤亡，善后工作亦由天津方面的同志负责处理。
情形便是如此。提及此事，“马科斯夫人曾要求紧急停车”，然而江青却予以拒绝。李子元与赵柳恩均明确表示，这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江青与马科斯夫人所乘坐的并非同一辆车辆。恐怕江青本人，更遑论马科斯夫人，对此事一无所知。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江青虽然是坏人，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李：换言之，尽管江青的确心狠手辣，但在具体到这一事件上，即便存在责任，也绝不能归咎于她，更不能将其作为她残忍性格的典型例证。我赞同您的观点。江青曾诽谤过众多无辜之人，然而，我们亦不可对江青进行无端的诋毁。
——终此，2004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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