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北戴河，已不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般熙熙攘攘。昔日常至此处探访的老一辈革命家，多数在那场运动中遭受打击，或是被边缘化，甚至被下放到农村的干校。
干部疗养活动本身，亦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受批判。
往昔夏日里热闹非凡的十里海滩，此刻却显得格外宁静，多数区域空无一人。唯有少数身着军装、仍享有特殊权限的人员，得以自由穿梭于别墅区之中。
在原先的中央常委成员中，毛泽东不再赴北戴河休憩。如今，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已无力再与大海的风浪搏击。因此，他更倾向于前往南方，而非再次造访北戴河。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恩来独自肩负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行的重任。他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无暇他顾，更别提休养身躯了。
刘少奇、邓小平已被错误地打倒，陈云则已经“靠边站”，在党的九大上勉强选上个中央委员。
朱德虽勉力维持其在中央政治局的席位，却常被视为“老右”的化身，夏日间，他偶尔亦会来到北戴河小住数日。
在这群中央领导人中，居于北戴河海滨度过时光最长的，非林彪莫属。
北戴河96号楼
林彪当时居住的住所位于北戴河西海滩北侧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林深处，那里坐落着一座两层小楼，即中直疗养院的96号楼（现编号为62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疗养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修正主义”的象征，受到严厉批判。然而，那些被吹捧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的人物，尤其是林彪，却在极端的“革命化”潮流中，依然享受着特殊的疗养优待。
他公然宣扬彻底铲除“封、资、修”，意图摒弃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然而，他却让自己的妻子与儿子沉溺于西方奢侈品的追求与享受之中。
民众眼前仅余八部样板戏可供观赏，而林彪所居的北戴河96号楼内，却放映着舶来片。直至“九一三”事件的前夕，该楼内依旧播放着香港的喜剧电影……
洞察真相者，无不将其视为典型的虚伪之举；而林彪在解放后地位的攀升，亦与这种虚伪紧密相连。
昔日林彪登台之际，曾被誉为神明。然而，“九一三”事件爆发，随之而来的批判浪潮中，他却又被贬得一无是处，被指责为“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被认为历来不擅于战场之上，种种非议纷至沓来。
果真如此，他如何能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名连长，在战斗激烈、生存环境极为严苛的战争中迅速晋升至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又如何能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呢？
共和国赋予他元帅称号时，他怎么会被安排在第三位，更何況他在1958年还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在审评林彪问题上的立场，仍旧涵盖了两个层面：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种既注重功绩，又提及罪过的评判方式，方显出客观与公正的本色。
考察林彪的生平，我们了解到，他于1907年12月5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户地主之家，原名育蓉，亦有人将其写作“育容”。在家族中，他排行第二。
其兄长始终守在家中，悉心照料双亲，而他的三弟与四弟则投身革命事业。特别是四弟，在抗大完成学业后，毅然奔赴前线。在解放战争的尾声，他作为团级干部，英勇牺牲于山西的战场上。
实则，黄冈的林家大湾及其周边地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其中，不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陈潭秋，以及为国家地质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
林家堂兄弟中，涌现出了被誉为“黄冈三林”的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张浩）及林育容（林彪），他们均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林彪在少年时代便显得沉稳而内敛，思维敏捷，善于深思熟虑。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各式进步思想的涌现，林彪逐渐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些新颖的思想观念。1923年，年仅16岁的他正式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林彪于十八岁那年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抵达广州并投身于黄埔军校，潜心学习军事知识。在黄埔，他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黄埔军校时期，他与日后成为国民党军界要员的将领高魁元同属一队，且曾共眠于相邻的上铺与下铺之侧。
60年代林彪任国防部长，高魁元在台湾也任“国防部长”，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随着北伐战争的硝烟弥漫，林彪在黄埔军校学成归来，随即投身战场。当北伐军一路挺进至武汉，他又被委以重任，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的排长。
在大革命遭受挫败，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林彪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他毅然加入了本部，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壮举。
在南下征程中，南昌起义的部队遭遇重挫，队伍大多离散。不久后，林彪以连长身份投身湘南武装起义，并随起义军一同攀登井冈山。
在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历程中，林彪经朱德推荐，担任了工农红军第4军第28团2营的营长职务，继而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任命为该团主力团的团长。
凭借其卓越的指挥才能，他迅速崭露头角。至1929年春季，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与闽西之际，他被擢升为第一纵队的司令员。次年6月，他又晋升为红军第四军的军长，当时年仅23岁。
他是中央苏区开创者之一。
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林彪同志参与了中央红军诸多关键战役。至1932年3月，他荣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一军团的总指挥，后正式更名为军团长。
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林彪擅长采取突击战术。随着他屡建战功，声望日益隆升，他在年仅25岁时便荣任军团总指挥，迅速崭露头角。
无可否认，林彪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亦曾出现动摇。以南昌起义的失败为例，他一度提出化装分散的行动策略，并亲自执行了数日，最终又重返队伍。在当时人心惶惶之际，他能够安然归来，实属不易，朱德、陈毅等领导亦未对此进行追究。至于所谓的“逃兵”指控，则是在林彪遭受全国性批判之际，才被重新提及。
中央苏区创立初期，林彪曾对前景深感忧虑，并曾提出“红旗究竟能否长久飘扬”的疑问。对此，毛泽东特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该思想进行了驳斥。尽管曾经历动摇，但他依然在高级指挥岗位上坚守阵地，推动武装斗争持续进行，这一点理应受到肯定。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革命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在1979年重启的展览中，均恢复了林彪同志的历史影像展示。
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如何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重要讲话中，黄克诚将军亦对林彪同志昔日的战功给予了肯定。
陈云随后在致《辽沈决战》编写组的讲话中，亦高度赞誉了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
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井冈山烽火岁月，曾隶属林彪麾下的萧克上将，在其80年代所著的《记朱毛红军》一书中，亦对林彪的优劣之处进行了客观评述。萧克上将认为，林彪用兵谋略过人，是红军中声名显赫且深受毛泽东器重的杰出将领。然而，林彪亦有其不足之处，个性内向而偏狭，不善于与人推心置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烽火中，尽管林彪存在某些不足，但他的赫赫战功仍占据主导地位，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广泛尊敬。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根据地广为传唱的《抗战点将台》一歌，将他尊为第一人，即“师长林彪年纪轻”。而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更是高唱“胜利的红旗猎猎飘扬，林总的号令传遍四方……”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对林彪怀有特殊的情愫。自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不久，毛泽东便敏锐地发现了这位年轻、寡言而擅战的连长。每当毛泽东与其它领导人在意见上有所分歧时，林彪总能迅速站在他的一边，坚定地支持他的立场。
在抗战岁月，延安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长者回忆道，毛泽东对待来访的同志们，向来不兴繁文缛节，唯有林彪例外。当林彪从苏联疗伤归来，毛泽东便在门外早早等候，两人相见，毛泽东便热情地拉起林彪的手，一同步入窑洞。
从岗位的安排上，也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倚重。
随着抗日战争的骤然爆发，八路军迅速编成了三支主力部队。其中，由原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115师，其师长一职由林彪同志担任；在解放战争的五大战略方向中，东北野战军作为兵力最为庞大、战略地位最为关键的部队，同样由林彪同志领衔指挥。
无疑，历史已然证实，此举确为明智之选。尽管林彪因枪伤而较早退出战场，但其他任务均圆满完成，令毛泽东深感满意。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林彪担任了其中两个战役的主帅，其卓越指挥赢得了全国革命军民的广泛敬佩。
1938年，林彪身着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策马疾驰，不幸被国民党山西军的哨兵误击一枪，导致神经系统受损。在苏联治疗数年，虽未痊愈，但回国后仍带病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指挥工作。全国解放后，林彪长期卧床休养，拒绝参与抗美援朝，且在党的绝大多数会议上均以请假为由缺席。
据知情人士透露，林彪在苏联接受治疗期间，因医生过度使用药物，导致神经功能受损，从而产生了对水、风、感冒的恐惧，以及腹泻、多汗等种种并发症。
林彪抵达北京后，其身边配备了两位保健医生，分别来自北京医院，名为蒋保生，以及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然而，林彪对医生们的诊断并不完全信任，更倾向于自行研读《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从中挑选药物进行服用。
他时常表现得相当固执，坚持要服用某药，然而医生却认为该药物并不适宜，或是过量服用会对其健康造成损害，于是便想方设法，用替代品来哄骗他，使他接受治疗。
当林彪正于养病之中，叶群及其同僚对外宣称“首长”身体状况极佳。然而，秘书关光烈因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透露林彪惧水、腹泻，乃至对山水画亦提不起兴趣的私事，竟被指责为泄密，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此法既在调养身体，同时又对外宣称健康状况良好，显然是在为未来复出做舆论铺垫。
据警卫所述，林彪先生的主要器官，如心脏、肝脏和肺部，均无疾患。然而，他时常出现出汗过多、腹泻的现象。夜晚入睡时，他常身着衬衣，却因汗湿而难以成眠。出汗过多亦容易引发感冒，因此他需格外注意调节室内温度，适时增减衣物。夏季气温较高，冬季则相对较低。林彪先生从未使用过棉被，仅以毛巾被御寒。经深思熟虑，北京医院院长指示道：铺设一条毛巾被，温度可提升4摄氏度；身着一件华达呢材质的中山装同样能带来4摄氏度的温暖。据此，身边的保健人员大致遵循这一标准调节室温，多数情况下，室内温度维持在21摄氏度左右。
林彪遭受批判之后，坊间流言四起，甚至传言他存在吸毒的嫌疑。然而，据他身边长期负责保卫工作的李文普所述，这种说法实属夸大其词。在五十年代，林彪曾因食用狗肉导致腹泻，为缓解症状，他偶尔会注射杜冷丁等针剂。但自1964年起，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未曾再使用过杜冷丁、兴奋剂等药物针剂，而注射的通常是丙种球蛋白。
林彪长期饱受失眠之苦，常依赖安眠药片来缓解，有时甚至需要在夜间服用多达三次。某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欢迎西哈努克的活动时，他不幸发表了不当言论，这主要是因为当晚服用了三次安眠药，导致他的思维尚未完全恢复清醒，实为罕见的失误。
尽管林彪的日常习性颇为奇特，他对警卫人员的要求却并不苛刻，易于相处。他所食用的餐点颇为简单，配备了一名专门的厨师为他烹饪，不过他有些偏食，若肉菜令他感到不适，导致腹泻，此后便不再食用。日常的主食主要是肉饼、青菜和馒头。
林彪因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后来并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不陪又不行。有一次他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
即便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他的状况远非某些人描述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更不至于达到“一阵风便能将其吹倒”的夸张地步。至于80年代后，有人指责他“患有精神病”、“行为失控”、“任由叶群操控”，这些说法同样缺乏根据。
有人故意夸大其词，对林彪的病情进行渲染，实则意图迎合公众的好奇心。另一些人则借此机会描述林彪为一位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声称其“不可能知晓”叶群、林立果的罪恶行径，“缺乏责任能力”，甚至暗示林彪在叶群的控制下如同被线牵引的木偶，更有甚者试图以此为由，推翻既定历史事实，声称林彪是被“劫持”至苏联。这种说法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林彪以身体欠佳为由，解放后长期休养。若自50年代起他真的沉溺于床榻之上，恐怕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半途而废的印记，赢得一个美名。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位居党中央常委之列的重病之人，却屡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登台亮相，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扼腕叹息的剧目。最终，在投机行为失败后，林彪逃离北戴河，终命丧他乡，长眠于异国的荒凉之地。
林彪由功臣转变为祸患的转折点究竟在何时呢？事实上，这应归咎于极端“左”倾风潮的日益猖獗，以及他个人权欲野心的不断膨胀，最终酿成了那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1951年，林彪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数月。不久后，他因病卧床，自此休养，不再参与工作。然而，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这一结果多少令人感到意外，毕竟他是一位长期休养、未曾工作的病患。
在这8年间林彪虽然一直养病，却读了不少书，而且注意观察政治风潮，对党内的不少事件都有所分析并在笔记中加以抨击。
然而，他隐匿于幽暗且空气不流通的密室之内，所撰写的诸多格言、箴语、散记与感想，大抵是对毛泽东的动向与好恶进行揣测。他的许多判断与推测，无不充斥着恶毒、讽刺乃至近乎谩骂的言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自1928年井冈山会师起便与毛泽东有着特殊联系的人，竟然会怀有如此情感。
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在推崇个人崇拜的狂潮中，林彪刻意装扮出一副极为虔诚的模样，其种种登峰造极、令人反感的表演令人侧目。他“语录不离手”的形象，以及每次亮相时那独具一格的挥手姿势，至今仍深植于那个时代的众多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这种极端的双重标准手法，实乃暴露出品质之极端恶劣！
干这种虚伪的歌功颂德勾当，只能有一个目的，便是取得毛泽东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权力。在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时候继续狂热地搞这一套，便只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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