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在线配资公司尤为关键的是挫败其士气

若你穿越至古代，荣任一将军之职，随即被委以重任，领兵一万，旨在攻占一座城池。经过前期细致的侦查，该城规模适中，城墙不高，防御亦不强，守军不过数百，且短期内并无援军来援——这似乎如同新手村中轻松的试炼任务一般简单。

你打算效仿影视作品中的场景，从部下中精选数千名精兵，为他们配备最顶尖的装备和铠甲，接着如同摧枯拉朽般一举攻下那座残破的城池？若是如此行事，恐怕你的精锐部下会先对你心生叛意，甚至可能将你的首级斩落！

实则，在着手行事之前，您不妨先审视一番所谓的“一万大军”，看看他们究竟是个怎样的一群人。

一是夸大的数字，二是实际可调动的人数，三是能够随时投入战斗的兵力。以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宣称为例，他声称自己调动了八十万大军，这显然属于夸大其词，目的不过是为了震慑敌方。实际上，他能够实际调动的兵力不过十几万，最多不超过二十万。而在这些兵力中，能够随时参与战斗的士兵，最多不过数万人。

那些剩余的数万至十数万人究竟如何？实际上，他们是被临时征召的普通民众，负责运送粮草物资、防守后方重要据点，并在紧急情况下作为预备兵力。

史册中，论及用兵最为谨慎的帝王，隋炀帝杨广堪称典范。在首次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他召集了“总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而供应物资的运输人数则是其两倍”（《隋书·卷四·帝纪第四》）。换言之，他动员了超过三百万大军，其中正规军达113万，却仅对外宣称拥有200万兵力。若以曹操之才，即便夸称拥有千万之众，亦难得一见其谦逊之态。

在历史上，众多军队实则由正规军、民兵与民众混杂组成的“混合式”部队。诸如汉唐等朝代，更是倾向于招募或征用附庸的胡人加入战斗。以怛罗斯之战为例，与十万多阿拉伯人激战五天五夜的真正唐军正规部队仅有几千人，其余皆为葛逻禄、拔汉那等部族，其麾下的仆从军。然而，安西军即便满员也仅有2.4万人，还需肩负起保卫广袤西域的重任，因此，即便是高仙芝，也难以轻易地征召更多的士兵。

实际上，虽非易事，但大致估算一支军队中正规军的占比仍有途径，例如观察其披甲率。

自先秦三代至两汉时期，由于推行全民皆兵政策以及生产技术的相对滞后，军队的披甲比率普遍较低。史料记载显示，在西周时期，披甲士兵的比例甚至低至每72人中仅有3人。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比例大致介于20%至30%之间，而汉朝时期则不足50%。至隋唐时期以后，披甲士兵的比例普遍上升，一般能够达到约70%。

披甲率有讲究。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其军队的披甲率高达八成以上，其中铁甲的占比更是达到了五成。换言之，在由万人组成的唐朝军队中，有五千名完全脱离生产的专业军人身着铁甲，三千名半脱离生产的州县兵、辅兵或民兵则装备皮甲或其他杂甲，而剩余的两千人则是临时征召的普通百姓，他们则没有配备铠甲。

之所以详细探讨了军队的构成问题，是为了回答一开始提出的如何攻占那座不起眼的小城的问题。

众所周知，蒙古人在攻城时常用俘虏或掳来的民众作为牺牲品以削弱守军，因而常受到指责。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其人缘不佳、文化水平较低而遭受的非议。事实上，又有谁能不采取这样的策略？难道要让那些投入大量财力和物力精心训练和装备的正规军率先赴汤蹈火？又有谁能具备如此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呢？

正确的策略是首先实施“掠乡行动”，一旦捕获俘虏或敌方民众，便用于“填沟渠”。若捕获资源枯竭，便不得不动用自家人员作为牺牲品。

唐制规定，每名壮丁每年须服徭役20天或一个月，此即所谓的“庸”。为达成这一指标，可能需负责修缮家门口的河沟，或前往百里之外的州城守卫城门，亦或远赴千里之外的边塞运送军粮。有人或许会问，若走一千多里地往返需耗时半年，那是不是之后的几年就可以免除劳役？真是美梦一场！实际上，沿途行进的时间不计入服役期限，只有抵达目的地后才开始计算，而且还需自备食物。

而且，一旦在当地完成工作，还需取得一份“完役凭证”。这份凭证并非易得，人们常常会要求先去填平那座不起眼的小城护城河，只有那些未被箭矢射中、石头砸伤的幸存者，才有资格踏上回家的路……

事实上，这已算是相对宽容的处理。在西汉时期，手段更为严厉，实行了所谓的“七科谪”。所谓“七科谪”，即包括罪官、杀人犯、赘婿，以及那些曾是商人或其父母、祖父母曾为商人的。刘氏皇帝认为这些人重利轻生，品德低下，堪称理想的牺牲品。因此，每逢征战，便强制征召他们入伍，发给每人一根木棍或一块石头，让他们站在正规军的最前方，率先发起冲锋。他们存在的唯一使命，便是为敌人提供箭矢的消耗目标……

各位辛勤工作，时常加班的朋友们，看到这段文字，是不是觉得心情舒畅呢？

因此，你所提及的那所谓的一万大军，其中正规军可能不过三千，最多不超过五千。余下的，不过是半武装或完全未武装的民兵，甚至普通百姓。故此，攻城之道，宜先派遣那些无代价的牺牲者赴汤蹈火，继之以低成本的部分牺牲者。待这两批人马均损失惨重，敌方的箭矢与器械消耗殆尽，士气亦大减，此时，方是您那些身着铁甲、手持锋利刀矛的精锐部队登场之际。届时，若一切顺利，或许真能一击定胜负。

此刻，你可将胜利的喜讯传递给上司——我军成功攻陷坚城，斩敌数千，而我军伤亡仅百余人。至于城下堆积如山、衣甲不整的尸体，无需上报，即便上报，上级也未必会多加理会，甚至可能觉得你过于多事。

古战场的真实景象，与今日大小银幕上所呈现的，迥然有别。

总有人——其中亦包括我，热衷于戏谑胡人既不擅长守城，亦不擅于攻城。诚然，此言非无道理，然而却过于片面。若将幽州、太原或襄阳等如磐石般坚固的城池置于白韩卫李等顶级汉人将领面前，即便是他们，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大概率难以想出有效的攻略手段。

除非守军无意坚守，抑或直接赠送他们数十门红夷巨炮。

倘若缺乏如此幸运的契机，便难以应对，唯有依循那些陈旧的模式。例如，在攻城之际，运用威胁与利诱等策略，削弱守军的斗志，促使他们不战而降或溃逃。其中最常用的手段便是恐吓，一旦抵抗，城破之后，必将鸡犬不留，至少要对投降者施以杀戮。而且，只有亲身实践过，方有震慑力，足以令人胆寒。众所周知，蒙古族与满洲族都擅长屠城，正是因此，元、清才能如同摧枯拉朽般迅速占领中原。实际上，大多数人都采取过这种手段，即便是那些名声显赫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也未能免俗。不过，史官在记载时，往往偏袒自己的君主，对自己的君主一笔带过，甚至故意模糊其辞；而对于外来的征服者，则不惜笔墨，大肆渲染。

若守军拒降，便不得不咬紧牙关，强行攻城。其战术策略与先前的描述相似，即不惜一切代价派遣士兵进行“蚁附攻城”，力求日夜不停。其目的在于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耗尽守军的箭矢、器械与兵力，尤为关键的是挫败其士气，使其崩溃。总之，务必在敌军主力有所反应，并派遣援军之前，将城池攻克。

因此，根本原则在于，炮灰的生命并无价值。早在两千多年前，孙武便曾言：“用兵之道，十则围之”——他所说的，是让你指挥十倍于敌的兵力，绝非仅仅为了消耗粮食。

若此三招失灵，攻克城池的希望便所剩无几。守军并非愚钝之辈，深知杀戮过多必然树敌，为求自保只得全力以赴。城中百姓，为免遭屠城之祸，亦被迫投入守城之战。在这残酷的攻城较量中，即便项羽、吕布、李存孝这样的百战名将，也不及一名孩童或少女。敌人抛下滚木擂石或热粪汤，任何生命都无法幸免，此时你的武功再高，又何济于事？

在这种境遇下，除非拥有神仙般的神力或穿越时空的奇迹，否则无人能够攻克这座坚城。

许多人质疑，影视、小说乃至史册中记载了数不胜数的攻城策略，如火烧、水浸、地道战、搭建高台等，少则几十种，多则上百种，均有实践中的胜利案例，为何你未曾提及？

这类说法不过是虚谈。我们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历经无数风雨，何曾畏惧过任何挑战？那些所谓的奇思妙计，实际上并无多大用处，就像炮弹一样，看似强大，实则往往在特定环境下才能发挥效用。而且，一旦偶然得手，便会被那些对战争一知半解的史官大肆宣扬，仿佛无所不能，实则并非如此。

宋太祖赵匡胤在攻打北汉期间，面对辽国的干扰，无法采取常规的围困策略，只得追求快速取胜。因此，他运用了包括火烧、水淹、挖掘地道、构筑防御工事乃至使用反间计在内的三十六计，然而效果仍不尽人意。反而因为决堤造成的洪水淹没城市，导致自己军队疫病肆虐，三次出征都以失败告终。至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为何能一战定局，并非依赖那些奇谋妙计，而是因为宋军在持续不断的攻势下，耗尽了北汉的人力与物力，直至北汉无力抵抗，最终选择投降。

赵二在征服太原后，立即着手执行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将这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古城尽数拆除，并在别处选址，重新构筑一座规模缩小的版本。这一举动显露了他深重的心理阴霾。然而，即便是在赵二所重建的这个看似简陋的太原，在历经百余年之后，依旧能够令以攻城技艺著称的女真族遭受重创，甚至一度使得其分兵两路灭亡北宋的雄图策略遭遇严重挫折。

若速战速决之策未能奏效，且攻方亦不愿轻易放弃，那么唯一的选择便只剩下一种策略，即采取围困之策，亦称之为持久战。

如安史之乱中的张巡坚守。睢阳之战中，由于周边唐军始终未曾积极支援，叛军得以从容攻城，战事持续了长达五个月之久。尽管叛军拥有二十倍的兵力优势，且不遗余力地施展了火攻、水淹等手段，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伤亡（史书记载伤亡达十二万，但此数存疑），然而他们却对这座微不足道的睢阳城毫无建树。

至德元年七月之后，睢阳城内的守军锐减至千人有余，实际上已无力再战。然而，叛军方面的军心士气亦跌至低谷。贼将尹子奇虽深知只需再发动一次攻势，即可轻松夺城，却心存忌惮。毕竟，若他此举，麾下的大多数士兵恐将发生哗变，甚至有可能将其首级献于他人。

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围困而不进攻的策略，静待城中的粮草逐渐耗尽，直至守军不得不投降。最终，张巡不得不忍痛杀妾取肉以犒赏士兵，城中的老弱病残也被一一宰杀殆尽，直至无人可食，睢阳城便陷入了即将陷落的境地。

再以黄巢围攻陈州之役为例，此战亦未能迅速攻克，黄巢军只得在城外“挖掘五道壕沟”，以阻拦援军并封锁城内突围之路，寄希望于陈州粮草耗尽，迫使守军投降。然而，陈州刺史赵犨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不仅在战前加固了城防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草，更是将周边60里内的乡村居民强行迁入城内。于是，被围困的陈州军民得以饱食终日、精神饱满，而围城的黄巢军却早早陷入了饥饿困境，形成了这一幕罕见的奇特景象。

然而，黄巢深知被围困之军难以与围城之敌长期抗衡，因而决意持续僵持。为缓解军粮短缺之困，他指令催生数百石碾，用以捕捉乡民，将之碾碎为肉泥，以供军需。然而，城外民众多已避入城中，肉源不足，黄巢只得派遣兵卒，分赴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四处搜罗“军粮”。

经过三百余日的围困，朱温、李克用等援军终于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面对即将陷入绝境的境地，黄巢被迫率领部队撤退至远方，陈州之围因此得以解除。

无疑，在红夷大炮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前，攻城战的局势始终如一，无论谁接手，结果皆不出所料。

或许有人会提及投石机。然而，这种器械既笨拙又制作复杂，加之石弹难以处理，尤其是其精准度令人失望，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战争场合，无人愿意采纳这种设备。即便是那些被部分人誉为攻城利器的配重式投石机，其表现亦不尽人意，即使是将其从西方引进的蒙古人，也鲜少使用。以襄阳之战为例，蒙古人便集中了大量回回炮，日夜不停地对樊城的一段城墙进行轰击，耗时一年有余方才将其摧毁。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樊城城墙早已遭受五年多的攻击，伤痕累累，宛如一座“危楼”般摇摇欲坠。

城墙的攻破向来不易。即便是在抗战时期，日军攻占南京，也是通过调集重型火炮，对一段城墙进行猛烈轰击，方才得以突破。但在某些人的眼中，那历来被轻视的投石机，一旦搭载了“配重式”这一西方的先进技术，便化身为神兵利器，仿佛能够一击破万难，实在是荒谬至极。

攻城与骑兵传得类似，都是无稽之谈。

谈及东方的骑兵，其历史中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近战搏击型骑兵，二是以草原地带为主的远程射箭型骑兵。这两者截然不同，若言其风马牛不相及，则不过稍逊一筹。

这种差异的产生，源于文明发展路径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起初，鉴于骑兵基本装备的缺失——鞍、鞯、镫、铁一应俱全，草原上的骑兵凭借着自幼与马匹的亲密接触，即使双腿弯曲，也能紧夹着赤裸的马背，迅速地连连射击。至于命中率如何，暂且不论，至少能够让那些未曾见识过这种战法的中原士兵感到惊愕。这种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感，正是战国及汉初时期匈奴能够在战场上嚣张一时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原王朝迅速提出应对方案。

简言之，你凭借着四肢的敏捷奔跑，那我就驾驭马匹来追赶。一旦追上，较量骑术和射术，我自认非你对手，很可能连箭都未及射出，便已跌得人仰马翻。因此，我选择不与你比拼骑射，而是选择下马步战。凭借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步战中的弓箭射程和威力都远胜骑射，命中率更是高不可比，你还能有何优势来胜过我？

若你无法抵挡我的步伐，想要逃离？我便跨上战马紧追不舍，待追至眼前，便翻身下马，披挂上阵，你又能有何高招？

针对此点，晁错在《言兵事疏》中早已剖析得透彻明了：

“匈奴的地形与技艺与中国迥异，无论是上下坡道，还是穿梭于溪涧之间，我国的马匹均无法与之匹敌，这正是匈奴所长之处……若下马地面决斗，剑戟交击，近身肉搏，匈奴的体力便难以支撑；相较之下，这却是我国的优势所在。”（《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第七》）

骑马步兵战术的核心在于勇于发动突袭，深入敌阵，直击敌军所必救之处，以此限制草原骑兵的驰射与游击优势。此类战术的典范，莫过于霍去病数次的突击行动。无论是他率领800骑兵，行军数百里，以少胜多，斩杀俘获敌军首级超过本军，从而被封为冠军侯的壮举，还是河西之战中的辉煌战绩，无不彰显了这一战术的威力。直取祁连山，虏取祭天以金人，斩杀匈奴俘虏近十万人，抑或是在漠北之战中，一举歼灭左贤王部七万余人，封狼居胥，临翰海而凯旋，这些无不遵循着相似的策略。即便是数百年后的盛唐时期，苏定方在征讨西突厥的战役中，亦亲率万余骑马步兵，直捣阿史那贺鲁的汗帐，令其无路可逃，只得正面交锋。老将苏定方所率领的步兵方阵，即便在十倍于己的轻骑兵潮水般的猛烈冲击下，依然屹立不摇，甚至反败为胜，最终以一场决战，覆灭了敌国。

在宋朝以前，中原的骑兵部队对草原上的骑兵部队从来未曾感到畏惧，甚至可以说，它们被视为草原骑兵的克星。真正让中原骑兵感到棘手的，并非来自草原的对手，而是源自本土的步兵。

步兵战胜骑兵的事实，令那些一直鼓吹骑兵战无不胜的论者感到尴尬不已。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无情。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屡见不鲜的是这样的画面——一支骑兵队伍毫无畏惧地奋勇冲锋，直扑敌方步兵的庞大阵列。那些如林般竖立的枪矛，竟无法阻挡他们奔腾的马蹄分毫。随之而来的是步兵阵营的瞬间崩溃，紧接着便是轻松自如的追击，将溃败之敌驱赶至千里之外。

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能遇到类似场景？或许存在，但所需的条件异常严苛。例如，领导步兵的将领若是完全的无能之辈，或者其麾下士兵全为新手，抑或体能虚弱，或是士气低落至极，根本不打算参与战斗。

任何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若将领具备一定的经验，且士兵们多经沙场，此类状况断然难以发生。

在南北朝至唐朝的数百年间，我国塞北草原上崛起了一个名为薛延陀的政权，该政权由铁勒部落中的薛部与延陀部联合而成。薛延陀的军队颇具特色，他们虽以游牧为生，拥有充足的马匹，然而在战场上却摒弃了马匹，转而人手一杆长及腰间的木矛，采取步兵列阵作战。

游牧民族天性逐水草而居，对他们而言，战场上的纪律观念几乎无从谈起。装备同样简陋，铁甲对贵族头人而言都属珍稀之物，皮甲更是难得一见，士兵们大多仅以一领皮裘裹身。他们便以此松散的阵型，日复一日地与宿敌突厥人交战。

若是对阵唐军步兵方阵，突厥人必定避其锋芒，另寻路径。然而，遭遇薛延陀部族时，突厥轻骑却敢于直面冲击，往往一击即溃。随之而来的是，散乱的薛延陀步兵重新集结，以木矛刺落突厥骑兵，刀砍、棍击，甚至石砸，屡次将突厥人击退。

李靖于雪夜攻克襄城，一役便使东突厥势力大减。其成功关键之一，在于颉利可汗受到唐军与薛延陀的双重夹击，尤其是薛延陀的持续打击，导致其力量逐渐衰弱，不复往日威猛。因此，在决定与东突厥决战之际，李世民派遣使者册封薛延陀夷男可汗，正是看中了这股对大唐至关重要的助力。

随着突厥势力的衰败，薛延陀族群一度崛起，成为了草原上的霸主，因而与唐朝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双方军队在诺真水（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展开了激战。在这场对决中，薛延陀的假扮骑马步兵在真正骑马步兵的唐军面前不堪一击，迅速溃败。大度设仅率骑兵逃脱，此后薛延陀势力一蹶不振。

显而易见，面对骑兵，步兵若能保持镇定，那么骑兵将束手无策，难以形成有效的冲击，且大多情况下不敢轻易发起进攻。即便骑兵成功将步兵打散，只要步兵不溃不成军，继续坚持战斗，那么最终落荒而逃的往往还是骑兵。

如此不切实际，竟言骑射优于步射，仿佛在空谈。先前已阐述，骑射相较步射，实乃自杀之策，其射程、威力与命中率相去甚远，岂能轻言射击？风筝战术虽有其效用，但需建立在敌方步兵指挥官愚蠢至极，甘愿任骑兵戏耍的基础之上。然而，这样的将领寥寥无几。此外，风筝战术并非蒙古人之独创，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等民族亦曾运用，然而，又有谁愿意与其同流合污呢？

车臣首领放飞风筝，卫青对此不屑一顾，径自专心赶路前往龙城。车臣虽继续放风筝，却只能无奈硬撑，终致惨败；西晋马隆在平定河西鲜卑叛乱时，仅率三千步卒长途奔袭。无论秃发树机能率领的数万轻骑兵如何试图用风筝战术将其引诱至不利之地，马隆都置之不理，直取凉州，鲜卑人因而溃不成军；东晋时期，刘裕攻克南燕，步兵凭借偏厢车防御，一路进军毫不迟疑，每隔三十里便设寨，直指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南燕主慕容超虽有数万骑兵，多次冲击、诱敌和切断粮道，却均未得逞，最终只能硬碰硬，结果战败亡国。

晚唐之际，耶律阿保机率军侵犯幽州，符存审受命前往增援。面对契丹铁骑的频繁设伏、袭扰与迂回包抄，晋军骑兵因数量劣势，陷入了困境。符存审果断命令士兵砍伐树木，制成小型鹿角用以阻挡敌骑。同时，他巧妙运用步弓优势，大量杀伤敌人。最终，在幽州城下，他把握住天气的有利条件，点燃柴草制造浓烟，掩护步兵突袭骑兵，一场激战后斩首敌军逾万，幽州之围因此得以解除。

至少在宋朝以前，若有人开口便言步兵不敌骑兵，难免会遭受众人如同看待痴儿愚夫一般的目光。

为了制服步兵这个长久以来的劲敌，骑兵曾误入歧途，选择了装甲化之路。北朝时期出现的具装甲骑便是其典型代表，这种骑手与坐骑皆身着重甲的战骑。为了极致提升近战时的冲击力，具装甲骑完全放弃了远程攻击的职能，换句话说，它们根本不配备弓箭，仅装备一柄又粗又长的马槊——实际上，用“拿”来形容这种武器并不恰当，因其重量（超过30斤）和长度（超过5米），且头部较重尾部较轻，骑兵根本无法“拿”，只能在骑上马背后由随从协助“挟持”，即夹在腋下。直至与敌军交战时，骑兵才能双手紧握，用以挥舞。刺劈砸扫，人命收割。

最初遭遇这等坚固的装甲巨兽，南朝步卒不禁心生疑虑，那怪物刀箭难入，简直难以阻挡。然而不久后，有人迅速想出了对策——无非是增加防御罢了！我们步兵也能增强防护，这不过是看谁装备更厚实，比拼谁的防御力罢了！

随后，南朝步兵亦纷纷披挂重甲，每套甲胄重量达六七十斤，如同铁罐头般紧密排列，如此装备下，冲锋又有什么意义？不久，装备更为严密的具装甲骑亦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这股潮流很快便消散。至隋朝，面对保守的鲜卑军事贵族的强烈主张，杨坚无奈之下勉强保留了五千具装甲骑。而到了唐朝，则直接摒弃这一兵种，未予保留。

故而，在唐初享有盛誉的玄甲铁骑，实则是一种仅有人身着铠甲、马匹却未披甲的中型骑兵。然而，与辽金以及明清时期相较，唐朝的这一类“重骑兵”仍保留着北朝的遗风，即不配备弓箭， solely 倚赖马槊。诸如尉迟恭、程知节、秦琼等将领，以及晚唐的李存孝、王彦章等著名将领，正是这种具有独特风貌的马槊骑兵的杰出代表。

此类骑兵，虽不适宜直接挑战阵容整齐、士气旺盛的步兵方阵，却无疑是野战中的关键力量。其恰当的运用，应是部署于步兵两侧，通过持续的试探性攻击，动摇敌军的决心，并与对面骑兵进行周旋。正面交锋的重任应由步兵承担，而骑兵则需耐心等待敌阵出现裂痕或混乱之机，趁机发动迅猛的突击，扩大战果，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换句话说，骑兵的关键作用仅在野外战斗中体现。若要进行野战，便需打造一支以进攻为主的军队。否则，骑兵有何价值，岂不是只能守城？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思维中得有多么混乱！

这便是自晚唐五代以来，中原王朝骑兵日渐式微，一代不如一代的真正原因所在。至于那些将宋明失去养马地、缺乏马匹归咎于骑兵衰败的论调，实乃毫无根据的荒谬借口，堪称无中生有之极，然而竟然有人对此深信不疑。

昔日蒙古族在征战中占领了金国的广阔领土，即今日的山河四省区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几乎激动到泪流满面。原因何在？原来，这些曾经的游牧民族发现，这片土地对于放牧而言，是如此适宜，远胜过他们原先的故土，优势至少超过十倍乃至百倍。

显而易见，若一块土地能孕育丰收的农作物，又怎会无法种植牧草呢？西北及边陲地区之所以被誉为养马之地，正是因为其土地贫瘠，大多不适宜耕作庄稼，因而适宜长草，以饲养牲畜为主。在草原上，仅几亩地便足以养活一只羊，而要养一头牛或一匹马，则需要十几亩草地。然而，若将这种场景置于肥沃且气候温暖的中原地区，牧草的产量将可能增至数倍，而且一年内可收割两三次，这无疑会让牧民欣喜若狂。

而且人家蒙古人还真就验证过——在河北拿出一亩地来种豆科牧草，产能就足以养活一匹战马，这在塞外草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所以内地养马，在宋朝之前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卫霍北击匈奴所征用的马匹，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山东（指崤山以东），甚至是江淮地区；中唐以后河北三镇在长达百多年的时间里以一隅对抗全国，所凭恃的法宝就是骑兵猛得一批，而所需马匹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自己养的；五代十国时的吴越，一开始被杨吴（即后来的南唐）的骑兵欺负得欲仙欲死，于是钱镠痛定思痛，花巨资在杭州北门外建了一座大型牧场，最高峰时畜养战马3万余匹，足以维持一支颇具规模的骑兵部队。

也正靠着这支生力军，吴越才能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大乱世中存活下来，后来还配合北宋灭掉了南唐。

江南都能养马、都可以组建骑兵部队，大一统以及差点大一统的宋明凭啥不行？

但宋明确实缺马，缺到什么程度呢？拉胯如两宋我懒得说，就说明朝，还是明初。那时的条件有多好？蒙古人进占中原百余年，到处搞“退耕还草”、遍地建牧场。仅在元末被朱元璋撵回大草原时，还在内地留下了百余座大型牧场，畜养大型牲畜数百万头，其中优良战马就有十几万匹。更别提当时民间养马成风，骑术精湛的骑兵种子不能说到处都是，可也绝对不缺，否则像常遇春、李文忠、蓝玉这样杰出的骑兵将领是哪来的？永乐大帝朱棣那牛批PLUS级别的骑射是哪来的？

然而才到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朝的战马保有数量就降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程度，以至于晋王朱棡要给他老爸朱元璋写信预警：

“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

明朝搞军户制，搞得最高峰时常备军数量高达300多万，其中大半部署在北方边疆，结果战马仅有10万匹，确实少得可怜。像唐朝天宝年间的常备军有50多万，全国畜养马匹70多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战马；即便同样以缺马著称的北宋，全国保有马匹数量也在50万左右，只不过其中大多为驭马和乘用马，战马很少罢了。

明朝坐拥那么好的先天条件，结果还缺马，一个原因是浪战——洪武十三次北伐，永乐五次亲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没头苍蝇似的在草原上瞎转悠，除了劳师糜饷外啥都没捞着，却造成大量战马白白损失浪费。再一个就是缺乏战略部署和整体规划，只管破坏无心建设，只管死操骑兵却无心养马，所以怎能不缺马？

话说汉朝时比宋明还缺马。打漠北之战时刘彻使出吃奶的劲儿、就差拿驴子应付差事了，才给卫霍凑出14万匹马，结果被败家小舅子和大外甥祸祸得就剩下3万匹，从此汉军一蹶不振。那怎么办？埋头苦干呗！从刘彻到刘弗陵再到刘询，穷三代皇帝近50年的不懈努力，才终于又攒出20万匹马，再一把梭哈大举北出，终于打垮匈奴。唐朝开国的头150多年里，也几乎是无一日不战，战马损失可能比明朝还大。可人家怎么就不缺马？除了大办官营马场外，还采取免税、补贴等方式鼓励民间养马。李林甫就曾对李隆基说过，陛下您要是豁出去日子不过了，臣就能从民间征集到30万匹可战之马。官营+民营都有100万匹马了，还能缺马？

后来缺马缺得太狠了，明朝也开始办马政，前后折腾了至少七八回。结果就是越折腾越稀烂，在哪个地区办马政，哪个地区地区就得乱，为啥？吏治腐败，政策简单粗暴，根本不管百姓死活，简直就把自己当蒙古人了。可问题是你有蒙古人那么懂马以及那么狠吗？所以到头来越办马政明军就越缺马，马贼倒是越办越多。

相较于明朝想办马政办不好，宋朝则是压根没这个心思。

毕竟唐朝不缺马，五代也不怎么缺，为啥一到宋朝就缺了？因为崇文抑武啊！

晚唐五代的兵确实能打，但也桀骜跋扈啊，把皇帝、文官什么的欺负得跟灰孙子似的。毕竟人家都叫嚣“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了，你还指望着靠这帮玩意开疆拓土、再现汉唐雄风？

所以从北宋一开国，具体说是高粱河之败以后，赵家皇帝早就没了建功立业的心思，能保住屁股下的那张龙椅就不错了，所以还要啥精兵强将？能保住现有的一亩三分地就满足了，所以就把军队当猪养、当贼防了。

那还要啥骑兵？又不想开疆拓土，所以也没机会去大漠草原野战，蹲城头守着，步兵就够用了。

前文说过，养马地就是个伪命题。北宋还延续前朝遗风搞官营牧场，但朝廷根本不怎么管。时人喜食羊肉，所以养羊的经济效益很高，远不是马匹这种赔钱货能比的。所以牧场官吏在利益驱使下，就大量宰杀马匹后养羊贩卖来中饱私囊，等上级来检查了就报个马瘟。宋初时曾有灵州牧场一次性上报马瘟死亡马匹18万这种荒唐事，也没人管。吴越归宋以后，钱镠在杭州弄的那个马场也姓了赵，结果才十几年过去，里边就养满了羊，再也找不到一匹马了。

所以能不缺马？

即便如此，北宋最多时也有50万匹马。别说什么驽马没法作战——刘彻都差点让他的卫霍骑驴了，还不是大胜匈奴？只要你有那份心气、胆略，赵家皇帝分分钟都能武装出50万骑马步兵，就算灭不了辽国，难道燕云十六周也收不回来？

就是人不行，还不好意思承认，只好羞羞答答的让马来背锅。要是马懂人事，早一蹶子踹死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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